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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无大有周恩来(节选)

日期:2019-01-14 信息来源:幸福东台 浏览次数:

 43年前的1月8日,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。

 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,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。

  斯人已逝,精神永存。1998年,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、当代著名作家梁衡写了一篇散文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,感人肺腑,产生持续影响。

  现在,我们节选推荐这篇佳作,让我们一起感悟总理的人格魅力,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!

  大无大有周恩来(节选)

  梁衡

  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,一谈国事就念总理。陆放翁诗:“何方可化身千亿,一树梅前一放翁。”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,人人面前有总理呢?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?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、浸润万物吗?就像老僧悟禅,就如朱子格物,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国丧以来,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。终于有一天,我悟出了一个理:总理这时时处处的“有”,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“无”,那些最不该,最让人想不到、受不了的“无”啊。

 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。

  一是死不留灰

 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。

  总理去世的时候,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,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,“四人帮”集团正自鸣得意,中国上空乌云压城,百姓肚里愁肠千结。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,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。人们噙着泪水,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,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,她居然不脱帽鞠躬,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:江青脱掉帽子!过了几天,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,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。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,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。直到多少年后,我们才清楚,这确实是总理遗愿。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,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,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。灰入大地,可以肥田。当晚,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,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,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,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,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,也许就是这一撒,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,贯通天地。

  二是生而无后

 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,重出身,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。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,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。总理并不脱俗,也不寡情。我在他的绍兴祖居,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,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。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,就是搜求烈士遗孤,安排抚养。他常说: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?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、蔡和森、苏兆征、张太雷、赵世炎、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、看护,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,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: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,不上前线(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,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)。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。总理何等苦心,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。

  但是天何不公,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,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?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,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。但是以总理之权、之位、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,何愁不能再建家室,传宗接代呢?但总理没有。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。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,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、父英子雄、家运绵长的啊。然而,这一切都没有。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?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,负着浓浓的希望,却一下子冲出轨道,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。

  三是官而不显

  千百年来,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。在某些人看来,官就是显赫的地位,就是特殊的享受,就是人上人,就是福中福。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,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。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。在外交、公务场合他是官,而在生活中,在内心深处,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。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,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。

  一次他出国访问,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。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,泪水盈眶,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:“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!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?”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,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,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,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。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,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。这样寒酸的行头,当然不敢示人,更不敢示外国人。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,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,每天起床,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,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。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。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“家丑”了,他一坐到桌旁,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,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。许多政府工作报告,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,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。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。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,一直住了二十五年。这是座老平房,又湿又暗,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,总理都不准维修。终于有一次,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,于是《周恩来年谱》便有了这一段记载:一九六○年三月六日,总理回京,发现房已维修,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,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(含旧窗帘)全部换回来,否则就不回去住。工作人员只得从命。

  一次,总理在杭州出差,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,到京时被他发现,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,并命令折价寄钱去。

  一次,总理在洛阳视察,见到一册碑帖,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,见没带钱,就摇摇头走了。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,伯父的坟迁移,他不能回去,先派弟弟去,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,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。

  四是党而不私

  列宁讲:人是分为阶级的,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,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。大概有人类就有党,除政党外还有朋党、乡党等小党。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,党内有派。同好者为党,同利者为党,在私有制的基础上,结党为了营私,党成了求权、求荣、求利的工具。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,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,除了人民利益,国家民族利益,党无私利,党员个人无私求。无数如白求恩、张思德、雷锋、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,都做到了入党无私,在党无私。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,权握一国之财,而要私无一点,利无一分,却是最难最难的。权用于私,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,失之毫厘差以千里,做无私的战士易,做无私的官难,做无私的大官更难。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,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,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,或可为党员,或可为党阀了。王明、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?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。

  一九七四年,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。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,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。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,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,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。但总理笑一笑,还是去。这种以德报怨,顾全大局,委曲求全的事,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。

  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,他是老大,老二早逝,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。恩寿解放前经商,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。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,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,因为他是我弟弟。后恩寿胃有病,不能正常上班,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,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。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,总理又严厉批评说:“你不办,我就要给你处分了。”

  “文革”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。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(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)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,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,救救长江。周秉德是沈均儒长孙儿媳,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。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,又是沈老的女婿,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。以这样深的背景,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,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: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。

  五是劳而无怨

 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。上海工人起义,“八一”起义,万里长征,三大战役,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;地下特科斗争,国统区长驻虎穴,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;解放后政治工作、经济工作、文化工作,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;“文化革命”中上下周旋,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。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,直到临终,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,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如果计算工作量,他真正是党内之最。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,据资料统计,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,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;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;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;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。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。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,两个半月,日常工作外,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,外事活动五十四次,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。他像一头牛,只知道负重,没完没了地受苦,有时还要受气。

  一九三八年,他右臂受伤,两次治疗不愈,只好远走苏联。医生说为了彻底好,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。他却说时局危急,不能长离国内,只短住了六个月。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。由于他的自我牺牲,他的厚道宽容,他的任劳任怨,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,每一次进退两难,都离不开他。

  六是去不留言

 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。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,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。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,气若游丝,而“四人帮”又乘危乱国,叶帅心乱如麻,老泪纵横。一日,他取来一叠白纸,对病房值班人员说,总理一生顾全大局,严守机密,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,死前肯定有话要说,你们要随时记下。但总理去世后,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。

 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?当然不是,在会场上,在向领袖汇报时,在对“四人帮”斗争时,在与同志谈心时,该说的都说过了,他觉得不该说的,平时不多说一字,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,随心所欲。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,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,又同是中央高干,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,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。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,他一把,秘书一把,警卫一把,邓疑超没有,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。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。一半是公家的人,党的人,一半是他自己。他也有家私,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,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,绝不相混。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,但也不敢因私犯公。他们两人,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,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;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,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。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。

  除了工作,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,他不愿再表白什么,留下什么。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。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”,本来就无我,我复何言哉?不必再说,又是一种崇高。

  周恩来的六个“大无”,说到底是一个无私。他爱心博大,覆盖国家、人民和整个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