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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初盛世下的贪腐阴影——《淮南子》《史记》对贪污腐败的批判

日期:2019-03-12 信息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浏览次数:
 
 

 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萌芽于春秋,基本成型于西汉前期,贯穿于古代2000多年的政治运作与社会存在。探讨西汉前期“太平盛世”背后的贪污腐败,可以比较真切地了解现代贪污腐败的封建专制印痕,更有效地探索并推进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。

  封建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顽疾

  公元前202年,西汉王朝建立,它标志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在经历秦末的动荡之后初步巩固。植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贪污腐败也在封建“盛世”的阴影下萌生滋长,说明贪污腐败是封建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顽疾,主要表现为:

  第一,君权神授。西汉初年,社会上出现一个“造神运动”,说刘邦是他母亲与神龙感应而生的龙子,身上的黑痣都与天上的星宿相应,是在芒砀山斩杀“白帝子”的“赤帝子”。以后历代皇帝和想当皇帝的都要效仿,鼓动一个类似的造神运动,以证明自己当皇帝是“天意”,为皇帝专制找到最基本的“理由”。

  第二,“天下”是皇帝的私产。黄袍加身的刘邦对他父亲说:“以前你总说我不务正业,没有老二有出息,如今你看谁置的产业多?”以此类推,诸侯王以领地为私产,各级官僚以自己的辖区及职权范围为私产,“理所当然”地尽情挥霍,汉文帝是有名的“节俭”之君,算命的说他的宠臣邓通“当贫饿死”,他就封给邓通一座铜矿,并赐予邓通铸造钱币的特权。

  第三,在某种条件下鼓励贪污。辅助刘邦打天下的头号功臣萧何,以贱价强买百姓田宅,达数千家,这些人拦住皇帝车驾告御状,刘邦将诉状交给萧何,笑着说:“君自谢民。”因为萧何只有这样“自毁形象”才能证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,让刘邦放心。不久,萧何请刘邦将皇家园苑中的荒地交农民垦殖,刘邦大怒,将萧何投入监狱,因为他怀疑萧何将皇帝的财产做人情,收揽民心。(《汉书·萧何传》)这说明只要对专制集权“有利”,专制君主就会有条件地鼓励贪污腐败。

  第四,权钱交易盛行。丞相陈平送500金给太尉周勃,结盟反对吕氏当权。又让陆贾以“奴婢百人、车马五百乘、钱五百万”贿赂朝廷大臣,为发动政变扫清道路。政变成功,尽杀吕党,但是吕后亲信审食其重金贿赂了朱建等大臣保住了官职和爵位。淮南王刘长气愤不过,自己动手杀了审食其。

  第五,追求享受,讲究排场。叔孙通率领百余弟子,为刘邦设计了豪华隆重的朝会礼仪,刘邦大喜,说“今天我才享受到当皇帝的尊贵”。景帝的儿子中山王刘胜说:“王者当日听音乐,御声色”,“为人乐酒好内,有子百二十余人。”奢侈享受是“理所当然”,排场形式是“身份”“级别”的标志。上行下效,酿成社会淫靡之风。

  第六,“事死如事生”。西汉皇帝往往即位第二年即着手营造陵墓,所需资财相当于一年租赋的三分之一。墓穴造得如地下宫殿,地面还有豪华的祭祀殿堂。殉葬品要比照死者生前的享受,从数以千计的兵马俑到精美的铜漆器应有尽有。一座皇帝陵的看守、洒扫、祭祀的人员即数以千计,还从各地迁来富豪,建成护陵的“陵县”。这种风气蔓延到民间,“送死过度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,迅速成为大江南北的陋俗。

  西汉前期诸帝,特别是汉文帝,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“以示敦朴,为天下先”。但是在统治者提倡节俭的同时,腐败也在滋生蔓延,这充分说明贪污腐败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,是其与生俱来的顽疾。汉文帝对于贪污的态度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问题。他颁布过法令,“受赇枉法,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”处死刑。不过要注意,汉代“县官,谓天子也”(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司马贞索隐),也就是说侵占天子利益的官吏才是贪污之吏。同一时期,齐太仓令淳于意“齐地皆称其廉平”,只因有人告他“有罪”,就被捕了。西汉初“犯禁”叫做“罪”,禁就是君主的意志与利益。淳于意侵犯了皇亲利益,即使老百姓公认他“廉平”,也是“有罪”。所以,封建君主专制只保护皇帝的利益,贪污占有广大民众的利益并不“犯禁”。

  《淮南子》评当时的贪污腐败

  公元前154年,景帝平定“七国之乱”,约在此后,刘安开始编写《淮南子》,到前140年,武帝建元元年,他将《内篇》(后世称《淮南子》)献给皇帝。《淮南子》所涉及的史实,是当代人写当代史,其中关于贪腐的评论,可以领会到刘安的见识高出当时学界一筹,闪耀着天才的光芒,应予很好的研究。

  《淮南子》最早提出“贪污”这个概念。“夫圣人量腹而食,度形而衣,节于己而已,贪污之心奚由生哉?”(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,以下引文,都只引篇目)占有不该占有的叫贪,不正当的行为叫污,《淮南子》第一次将两者联成为一个词:“贪污”。“夫国非其有也,而欲有之,可谓至贪也。”(《道应训》)刘安认为天下贪污之心最重的是国君。

  国君与贵族的贪污导致“流遁”。“流遁”就是追求享乐,奢侈淫靡。“凡乱之所由生者,皆在流遁”。它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。表现如下:

  第一,木。大兴土木,建造楼堂馆所,雕梁画栋,极尽豪华。

  第二,水。凿池塘,开溪流,种莲芡,养鱼鳖,乘龙舟游弋。

  第三,土。筑城楼,建堡垒,堆假山,花园广而美,走廊过道相连。

  第四,金。铸重鼎,镂苍龙飞舞,镌猛虎长啸,犀兕卧伏,寒光眩目。

  第五,火。煎熬烧烤,吃尽楚地咸辣,吴地酸甜,焚林冶炼,违背天时,破坏自然。

  木水土金火为“五行”,是宇宙万物的本源,它的有序运动承载自然与社会的平衡与和谐,“流遁”将它们一一破坏,“此五者,一足以亡天下矣!”(以上均见《本经训》)追求享受,奢侈淫靡可以亡国!两千多年后,这句话仍如警钟长鸣。

  “流遁”造成社会上“言与行相悖,情与貌相反,礼饰以烦,乐优以淫,崇死以害生,久丧以招行。是以风俗浊于世,而诽誉萌于朝。”(《齐俗训》)表里不一,哗众取宠,形式掩盖了真情,伤风败俗。“风流俗败,嗜欲多,礼义废,君臣相欺,父子相疑,怨尤充胸,思心尽亡。”(《本经训》)放纵欲望,不讲礼义,无视法制,互相猜忌,整个社会充满了戾气。长此以往,“以治身则危,以治国则乱,以入军则破。”(《齐俗训》)

  刘安的天才,在于他在西汉前期兴旺发达的盛世,能看到它阴影下的“流遁”,并且批判得淋漓尽致,深刻地揭示其危害,两千多年后还值得借鉴。

  《史记》曲笔写司法腐败

  二十四史中,《史记》首先撰有《循吏列传》,此后所有正史,都有循吏传或良吏传,没有其他称呼。司马迁为“循吏”作过界说,循吏是“奉法循理之吏,不伐功矜能,百姓无称,亦无过行”。即忠实遵循专制君主制订的法与理,与百姓的利弊与喜恶无关。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所收五人,都是春秋时人,其中孙叔敖,《淮南子》有五处涉及,但两者所述孙叔敖有很大不同。《淮南子》中的孙叔敖淡泊权位,廉洁亲民,与西汉前期的“流遁”相对照,直指汉武帝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(《汉书·汲黯传》),近似后代的廉吏“清官”。《史记》中的孙叔敖善于顺应君主意志,“施教导民。”东汉开始有“清白吏”之称,指廉洁公正的官吏;金宋时才在文艺作品中出现“清官”的称号与形象,指廉洁自律,能伸张正义,爱民惩恶的官吏,“包公”是其代表。“循吏”是官方色彩较浓的称呼,它与“清官”有某些联系,但有区别。

  刘安比司马迁早生约40年,他生于帝王家,却长期被边缘化,饱受嫌疑,“怨入骨髓”(《汉书·荆燕吴传》)。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,因李陵案讲了点实在话而被施以宫刑,满怀幽怨而不愿“论列是非”(《报任少卿书》)。他在《循吏列传》中尽收春秋人物5人,稍靠后面(只隔一篇)的《酷吏列传》却尽收西汉前期酷吏10人。其中如周阳由,“所爱者,挠法活之;所憎者,曲法诛灭之。”根据自己的喜恶执法。再如张汤,“所治即上(皇帝)意所欲罪,予监史深祸者;即上意所欲释,与监史轻平者。”(俱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)执法全靠揣摩皇帝意旨,看皇帝脸色行事。司马迁将《循吏列传》与《酷吏列传》并列,让读者从中自己去领会西汉前期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:司法腐败。他与刘安都是当代人论当代的贪污腐败。鲁迅曾说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,一点都不虚传。司马迁的苦衷,只有鲁迅这样的大家,才能一语中的。(姚治忠)

 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

  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

  ——《淮南子》名句

  王友良 书